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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男传奇

辛亥年中的袁世凯 大时代乱世里的命运抉择


来源:时代周报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辛亥革命后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后复辟称帝被推翻。清廷本已不堪袁世凯之威逼,而革命党刺杀满洲贵族中的少壮派代表良弼的激烈行动又帮了他的大忙。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辛亥革命后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后复辟称帝被推翻。

革命
 

天子受命称帝,朝代更替,君主改年号,皆称革命。《周易·革卦·彖传》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在现代政治文明中,革命常含有以下之义:一、实现正义、恢复秩序之行为。二、一种权力转移的方法。三、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四、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

在今人印象中,革命往往意味着暴力,暴民,流血。这是一个世纪的革命之后,从历史中获得的经验,所以在今天,有“告别革命”一说行世,“要改良,不要革命”更时不时在学界思想界等社会群体中泛起涟漪。不过不应忘记,革命从不是革命者的必然选项,革命发生,常常是执政者囿于一家一姓私利,自恃手中有兵在,拖延改革,开历史倒车之结果。

此外,革命并不必然流血,英伦“光荣革命”,就是场不流血的革命,而中国辛亥革命,其伟大之处,除了推翻帝制,当事各方能够妥协,清廷能够保持风度,优雅退场,未尝不是其中之义。只可惜,于中华民族而言,一出百年大戏,唱好了开幕,却演不好结局。

黄波

1911年10月(旧历辛亥年八月),武昌一声枪响,清廷急遣旗人荫昌率北洋军赴鄂弹压。不料荫昌虽曾留洋德国学习军事,号令却无法行于军中。清廷遂重新起用北洋军的老主人、原奉朝旨“开缺回籍养疴”,此时正在河南彰德洹上村作渔翁状的袁世凯。

袁之东山再起,虽然呼声甚高,但过去对他早有疑虑的一些满洲贵族也施加了阻力。柄清政多年的老恭王之嫡孙、小恭王溥伟就曾前往醇王府,当着摄政王载沣的面,对清廷起用袁世凯督师的决策进行了质疑。据溥伟日记,面对他的质疑,载沣回答说“袁四(袁世凯排行第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溥伟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故景月汀谓其为仲达(司马懿)第二,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载沣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

据此可知,袁世凯之得再起,固然主要缘于其累积的声望和客观情势使然,但也与他多年来在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那桐等一班亲贵身上所下的功夫不无关系。当年袁世凯悉心笼络,现在他们自然要投桃报李,鼎力推荐其出山了。

袁世凯进京:“靖乱报国,之死靡他”

初时清廷不过欲让袁世凯督师,授其兵权而已,但已经韬光养晦苦熬了三年的袁世凯怎会以此为满足?于是清廷又不得不解散让汉人愤懑的“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授其组阁之权。以一人而既掌军权又握政权,袁之动作,中外关切。而袁世凯犹在发挥其演员天赋,若无其事一般。《凌宵一士随笔》记载,袁世凯入京组阁,一位日本外交人员与其有旧,第一个请见,密询袁意,“袁氏力言‘靖乱报国,之死靡他’,忠诚溢于言表,某氏曰:‘信乎’?袁益指天日为誓。”

“忠诚溢于言表”的袁世凯看来不会辜负“救命”的重托了,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催命郎中”的工作。就在他发誓的同时,套向大清王朝的绳索也越收越紧。

袁世凯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的第一步,就是要求停止入对奏事。内阁一成立,袁氏开单列举的事项大要为: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应暂停止;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遇有事件奉召入对,并得随时自请入对。除照内阁官制得由内阁国务大臣具奏外,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行请旨事件,均咨行内阁核办,其必应具奏者,暂由内阁代递,凡无须必请上裁事件,均以阁令行之。

清廷无可奈何,一一从其请,并下诏:此后奏事人员,于章程未定以前,关于国务有所陈述者,均暂呈由内阁核办,毋须再递封奏,以明责任,而符宪政。袁世凯这一步棋的要害在于,将入对奏事之权,都集中到了以他为首脑的内阁,各衙门对内阁负责,听内阁号令,不再像过去那样还要向皇帝“请旨”,而他自己什么时候面见皇帝,可以随心所欲,这意味着国家无论发生了什么大事,总理大臣是否想让皇帝知道,什么时候想让皇帝知道,都由总理大臣所掌控。

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当然是虚君立宪之本义,否则袁世凯所组建的也不配称为“完全责任内阁”了。遗憾的是,从结果上分析,袁世凯集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行真正的宪政。

袁世凯集权的第二步是逼摄政王辞位。隆裕太后也只能允之,下诏准摄政王退位,并再次强调“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

经过政治上的集权,外靠嫡系的北洋武装,这个时候,袁世凯取清廷而代之的条件可以说已完全成熟。难道中国历史上篡位夺权的一幕又要上演了吗?袁世凯到底是袁世凯,他要做权臣,要夺人之国,也会大不一样。

“南方军事,尚易结束”

民军于武汉发乱,适授袁世凯再起之契机,但在袁世凯眼里,实际并未把民军的威胁当回事。

有“财神”之称的梁士诒系袁系干将,其弟子所撰《三水梁燕孙(梁士诒)年谱》记,“及袁起用,使人密告先生曰:‘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唐绍仪)预为布置!’”

“南方军事,尚易结束”,这就是袁世凯对战事的一个基本判断。而战事之发展,不幸恰如其言。

1911年10月28日(辛亥年九月初七日),黄兴抵达武昌,随后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11月1日,汉口被清军攻陷。11月16日,民军反攻汉口,仅两日即宣告失利,不得不退守汉阳。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记民军败退之状曰:“我军即时慌乱,纷纷后退。黄总司令命令停止,皆不听命,一时极为紊乱。清军乘机前进,向我军追击。于是我各部队因以瓦解,势如山崩。……黄总司令垂头丧气,几不欲生。田桐等在旁劝解,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另行整顿,再图恢复可也。”11月21日,清军猛攻汉阳,至26日,黄兴等再弃汉阳而退保武昌。《武昌革命真史》记载:“黄总司令又传命令不准后退,并将后退者斩二十余人,犹不能止……黄兴又将不用命者斩数人。……午后六时,黄总司令即退回昭忠祠司令部,向大众哭曰:战事一败至此,官兵无一人用命。眼见汉阳已失,我亦无面目见一般同志,惟有一死以谢同胞,云云。”

此时武汉三镇,已去其二,回到武昌后的黄兴对战事极为悲观,在11月27日军政府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报告汉阳失利情况时,干脆主张放弃武昌,并称,“现在武昌均系战败部队,不宜再用,用则仍败。为今之计,只有弃武昌而援南京。若得南京,然后组织北伐精锐军队,再图恢复可也。”此议被孙武、张振武等湖北革命党人所阻,黄兴乃赴上海。

清军既占汉阳,以双方之实力对比,设若再向武昌发起攻击,结果如何,连坐镇武昌的民军都督黎元洪也心知肚明。11月30日,因清军从汉阳炮击武昌,黎元洪极为惶恐,从左右计,拟迁都督府于武汉之东郊葛店,并将现银六十万两搬上军舰,准备万一不利,即走上海。武昌城内更是一日数惊,百姓纷纷逃避。

清军方面,攻陷汉阳后欲再建奇功、不明袁世凯底牌的冯国璋于12月1日致电内阁,“现正布置渡江一战”,“国璋专顾前敌,自不难一举扫平,而后患亦可永绝。”然而这个时候战事却意外地暂时停息了下来,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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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郝健]

标签:袁世凯 帝制自为 曹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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